今年一次次听到体制内朋友确认单位在「降薪涨社保」，因此意识到，很多人想象中的刺激经济是发钱，但国内实际一直在创造制度性的通缩。 即便在统计口径上存在诸多争议，但一个不难做出的定性判断是：人民币的流通非常弱，远弱于美元。 这个 M1/M0 之间的巨大鸿沟，一大成因在于中国的企业端资金是借贷而非投资主导，另一大因素则在于居民端，社保、医疗，甚至住房的多轨制。 我很早就发现，出身于体制内家庭的中学同学，之后无论学历高低，在哪个城市，大多选择了体制内就业，大学同学则相反。这个比例已经不能用简单的「多和少」来形容了，而是到了「清一色只差两张听牌」的程度。 早期我认为这更多是一种观念上的惯性，特别是父母意志主导下「安排」的结果。我本科毕业的时候，考公考编还远不如今天这么流行。但后来，出现了一大批，本科毕业后考公，到岗后因为无法接受低工资而离职的就业实例。 因此发现，如果没有原生家庭的帮助，这届普通年轻人就算考上了公、编，其实也很难在体制内基层立足。这个帮助既包括经济上的直接支持，也包括借助关系帮你运作调动晋升，更包括观念上的支持。最终体制内就业还是世袭的代际传承，特别是独生子女时代。 体制内低工时带来的时间和机会成本，稳定可预期的复利，延迟支付且可传承的养老支柱，都是隐性的，为了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而设置的。 而体制外的高薪就业，比如资金主要来自于美元的互联网行业，则通过超长的工时、高房价，来防止形成消费的涓滴效应。把物价，特别是低端服务业价格，长期锚死在相对的低水平上。 很多人觉得政府对通胀的厌恶是物价闯关时代的 PTSD，但我越来越觉得这一整套制度设计就是为了焊住车门……实际上，如果不是人口暴雷，这套系统堪称天衣无缝。 所以我这两年觉得，面对这段历史垃圾时间，一个操作当然就是把广义的储蓄率降下来，趁供给的红利还有最后余热，多吃几口。只是说消费这个事情，不止要花钱，还要花时间。大部分人的钱花不出去，其实是工时降不下来。这也是个无解的问题。